恐怖活动新特点与趋势评估
作者：贾宇 李恒 来源：西法大反恐法学院
一、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特点
2015-2016年，全球暴恐活动进入新一轮扩张周期。中东、东南亚和欧洲部分地区暴力恐怖事件多发频发，国际恐怖活动的频度、烈度大幅上升，规模越来越大，民众死伤越来越惨重，恐怖活动呈现出持续活跃态势。恐怖主义犯罪不仅严重影响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甚至还影响到一些国家的政治安全、造成政权更迭。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全面收缩反恐战线，尤其是在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中推波助澜、强推政权更迭，导致极端恐怖势力肆虐和地区动荡，全球恐怖活动明显升温。[1]从北非到西亚、中亚已经形成了一个恐怖活动弧形带。特别是“伊斯兰国”(“IS”)组织加速扩张，跨国威胁进一步扩大，意图构筑国际暴恐新版图，“IS”组织崛起后，多次在世界多个范围内制造恐怖事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国际影响，其终极目的是建立宗教极端政权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另外，“IS”组织近来改变策略，他们从煽动招募人员前往叙利亚参与抗战，转向鼓励“圣战”分子在自己国家或寄居国家发动袭击。“基地”与“IS”展开了全面争夺，全球暴恐活动再度活跃，索马里“青年党”等分支力量逐渐复苏，外籍圣战分子“回流”母国的现实威胁加剧。西方或已成为暴恐分子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欧洲区域内多国反恐防线屡遭重创，非洲“博科圣地”暴恐威胁持续提升，美国牵头组建的打击“IS”国际联盟内部矛盾危机重重。反恐斗争行动“虚实相生”、国际反恐合作难成合力，国际反恐形势和阵营在洗牌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目前来看，美国、俄罗斯、欧洲等国对“IS”军事打击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IS”在伊拉克、叙利亚的扩张势头受到一定遏制，但其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意愿动向依然不减。国际恐怖组织活动势力持续发力作恶，在伊拉克、叙利亚频繁制造恐怖袭击，不断向周边国家和地区实施扩张渗透，派遣人员在比利时、土耳其、美国等地实施恐怖袭击，不断向周边北非、西亚地区扩张声势。同时，各国受伊斯兰宗教极端思想蛊惑，自发作案的“独狼式”恐怖袭击数量、频度和烈度不断增强。美国、利比亚、巴基斯坦、科特迪瓦、突尼斯等国接连遭受本土极端人员的恐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美国奥兰多枪击案件系美国“9·11”后的最严重恐怖袭击。此外，“基地”组织的活动能力仍然较大。受国际恐怖极端势力的影响，中亚、北非、东南亚地区恐怖威胁进一步加深。反恐怖斗争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局外、独善其身，各国反恐怖斗争严峻形势必将持续一段时期，短期内难以改善。另外，国际网络恐怖主义活动此起此伏，恐怖主义洗钱融资依然嚣张，空中恐怖主义活动暗藏杀机，小城市地区间恐怖主义犯罪思想暗流涌动、遥相呼应。国际安全形势深刻变化、国际恐怖活动持续活跃，进一步刺激诱发全球暴力恐怖活动的复杂性。
二、中国国内恐怖主义活动特点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15年，境内外“东突”恐怖组织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上百起暴力恐怖犯罪事件，造成了各族群众、基层干部、爱国进步宗教人士等近千人死伤。新疆目前面临恐怖分子境外有“种子”、境内有“土壤”、网上有“平台”的客观条件，是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宗教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内地形势来看，部分中心城市已成为恐怖分子活动的中转地、藏匿地和实施地，部分省份成为非法出境通道开始凸显;网络传播暴恐音视频、地下讲经、非法集会等行动难以有效遏制;出境不成就地“圣战”的风险也大大增加，暴力恐怖活动正在从新疆向内地加速蔓延。当前，境内外暴恐分子勾联程度正逐步加深，境内与境外、网上与网下、疆内与疆外战场“一体化”趋势显现。
近30年来，按照这些暴力恐怖事件发生的时间密度及危害程度，可以划分为五个发案波峰。[2]第一个波峰，1990年-1995年。事件是以1990年4月5日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反革命暴乱为先导。这一时期表现出的恐怖活动更注重组织发展。成员依组织而行动，且不少成员具有多重组织身份，其依存的组织被破获或打散后立即转投或组建新的分裂组织;注重舆论宣传，积蓄人员和武装力量;活动重点在南疆;搞暴力恐怖活动;成员多为具有反动思想。第二个波峰，1996年-1997年。“三股势力”以“炸桥赶汉”为目标，实施所谓的“断桥行动”，制造暴力恐怖事件，杀害、袭击、恐吓爱国进步宗教人士、基层优秀少数民族、汉族干部群众，暴力恐怖活动开始升级。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分裂势力实施疯狂的暴力恐怖活动，更加注重建设支撑其分裂活动的思想基础。通过煽动宗教狂热、资助修建地下清真寺、开办地下经文学校、挑选培养青年到国外接受洗脑，对党政机关干部、高等院校教师策反。第三个波峰，1998年-2002年。境外“三股势力”为降低分裂破坏活动的成本和风险，采取“境外指挥、境外训练、境内实施活动”的方式，通过境外遥控指挥或派人入境发展组织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同时国际恐怖主义、极端思想“伊扎布特”开始在新疆渗透加剧。第四个波峰，2002年-2012年。随着美国“9·11”事件发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更加深刻变化，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使得“全球反恐”开始成为热门主题。“东伊运”、“三股势力”开始日趋活跃、壮大力量。恐怖组织开始加紧训练人员，筹集经费武器、不断派遣人员出境受训，以便入境“圣战”这个时期暴力恐怖活动日趋频发，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渗透与反渗透斗争变得异常严峻。2008年发生震惊世界的新疆“7·5”暴恐事件。[3]第五个波峰，2013年-至今。昆明“3·01”事件的发生，再次把反恐怖斗争推到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头等大事。自2014年5月起，中国开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活动专项行动以来，反恐怖斗争形势整体发展向好，反分裂成绩显著，全国社会大局总体平稳。但受境内外因素影响，反恐怖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加剧，斗争的烈度进一步上升，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和新问题不断增多。从新疆形势来看，“三期叠加”等原有的因素并未有实质性变化;境外“东伊运”等恐怖组织对国内渗透力度依然强劲，偷逃出境、筹集资金、“伊吉拉特”等行动有增无减。“三股势力”有复杂深刻的历史背景，已成为破坏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根源，且向内地高校渗透发展趋势日益突出。
三、国际重点地区恐怖主义活动趋势评估
(一)中亚地区隐患犹存
中亚北高加索地区平静中暗流涌动，该地区也曾是全球恐怖活动高发区。近年来，在地区组织和相关国家共同努力下，当地恐怖活动受到明显打压，受中东、北非局势以及北约撤离阿富汗影响，该地区安全风险再度上升。越来越多的中亚公民赶赴中东参加圣战，圣战者陆续回流趋势明显，据中亚国家情报部门评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千余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恐怖组织，另有约百余名东突分子参与其中。“乌伊运”加速回流中亚，塔、乌、吉多次发现“乌伊运”威胁，先后逮捕和击毙多名在国内作案的“乌伊运”成员。受极端宗教势力渗透，恐怖组织不断在中亚滋生，哈境内新涌现十余支极端组织，包括“乌伊运”分支“哈里发战士”、“哈萨克斯坦虔诚军”等。北高加索地区宗教极端思想盛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因素导致该地区极端组织和分离势力发动的恐怖袭击屡禁不止。他们在莫斯科等大城市实施多起恐怖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4]
(二)南亚地区安全威胁持续
南亚地区经济普遍低迷，主要是经济增长遇困;多国完成大选，但政治对抗依旧持续加大;大国强力介入南亚事务，美加紧安排“后北约时代”盟友，日深化与印战略合作，俄罗斯力图在阿富汗“外溢性冲击”，侵蚀其后院。在多重变量催化作用下，南亚新旧矛盾交织发酵，未来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明显提高。阿富汗乱局成为地区动荡中心，塔利班与其他反政府武装针对平民开展袭击，有意破坏政府的重建努力，并与犯罪集团合作加大了“广度和深度”，塔利班仍是阿富汗安全形势发展的关键因素。巴基斯坦整体安全形势堪忧，其境内塔利班(“巴塔”)连续不断地发动恶性重大恐怖袭击事件。2014年10月，“巴塔”发言人宣布效忠“IS”，意味着国际恐怖势力正在进一步由中亚向南亚地区渗透。2014年12月，“巴塔”袭击了巴基斯坦军事学校，导致至少141人死亡，其中132名是儿童。
(三)东南亚地区内部斗争加剧
东南亚国家普遍面临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转型双重压力。部分国家发生政治与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压力增大。缅甸内战频发，安全局势动荡不堪，随着缅甸民主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政府放松了对社会管控，社会自由度开始提高，缅甸政府军统治下被长期压制的民怨出现爆发，增加了社会动乱，导致内战频发。泰国政局基本稳定，红衫军与黄衫军的对峙得到平息。在泰国南部一直是分裂武装活动重灾区，受回教叛乱活动长达数十年的侵扰，袭击事件频传。印尼潜在安全风险上升，截至2015年，印尼加入“IS”人数超过600人，“IS”宣传片中出现有印尼儿童接受培训的画面，恐怖主义极端思潮等意识形态侵蚀印尼人民。菲律宾反政府武装仍是最大安全威胁，菲南部仍是反政府武装的主要活动区域，虽然菲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和谈方式解决问题，但成效不显，2015年以来，菲国内陆续发生一些人质绑架和爆炸枪击袭击事件。
(四)中东地区高发频发
中东地区既是国际问题的火药桶，也是安全形势极为复杂严峻的地区。由于历史延伸至今的宗教之间、教派之间的血腥冲突，民族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和国内矛盾激化，加上大国插手干预与博弈，更使得该地区一些国家存在安全风险依旧较高。也门局势再陷动荡，内战可能导致国家分裂。也门的动荡局势加深了什叶派和逊尼派矛盾，使盘踞于此的“基地”等国际恐怖组织更趋活跃，“IS”趁机浑水摸鱼，在也门连续发动恐怖袭击，并专门派遣成员袭击什叶派人员，让处于内战边缘的也门局势雪上加霜。土耳其面临困难加剧，内外压力加大。土耳其与叙利亚900公里的接壤边界，让它成为叙利亚难民的栖身之地，并极易受到“IS”的攻击和渗透。2015年底发生在安卡拉的爆炸事件表明一些“IS”成员试图夹杂在难民队伍里在土发动恐怖袭击。埃及“IS”分支活动加剧。目前来看，以埃及西奈半岛为基地的“IS”组织-“耶路撒冷支持者”和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激进分子仍是埃及的主要不稳定因素。2014年以来，“耶路撒冷支持者”在西奈半岛发动针对军警的恐怖袭击，造成500多人死亡。
(五)欧洲地区成为潜在危险
欧洲安全形势由北往南依次递减，南欧社会治安形势较差，中欧极右势力活跃恐怖威胁增大，北欧安全形势稳定。受西亚地区“IS”组织影响，欧洲安全局势面临着更大威胁。继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之后，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又发连环暴力恐怖事件，欧洲成为恐怖活动多发区。据一名西方国家情报人员透露，大约有20个地下组织，约120-180名恐怖分子计划在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发动袭击，其中比利时和荷兰面临的恐怖威胁最是“迫在眉睫”。法国和比利时是潜在极端分子最多的国家，这些极端分子大多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IS”，并会把国内作为训练营。恐怖分子“内”、“外”转移的活动策略，多点并发的活动手法，让欧洲国家再次意识到所面对安全挑战的严峻性，也充分暴露出欧洲各国在公共领域投入缺乏、追求利益最大化，忽视教育、环境、公平等更深层次社会原因。移民问题也已成为欧洲安全的“严重问题”。
四、中国国内恐怖主义活动趋势评估
(一)新疆反恐怖斗争程度依然严峻复杂
一方面，疆内暴恐极端团伙“存量”可观，“增量”未绝，危安案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随着新疆继续深入开展严打暴恐犯罪活动专项行动，疆内暴恐活动得到遏制，但暴恐极端分子顶风作案、伺机反扑报复意图依然强烈。2015年，新疆通过深挖提前侦破、打掉各类危安现行团伙案件1100起，为历年最多。一方面表明新疆严打行动不断深化，效果明显;另一方面也表明，疆内暴恐极端团伙潜藏蛰伏、蓄势待发;同时，暴恐分子在特殊时间段实施暴恐活动意愿强烈。另一方面，暴恐活动对抗性强、烈度增大，袭击手法不断升级。从已破案件显示，暴恐团伙作案更加注重技术战法，综合应用刀斧砍杀、爆炸、纵火和车辆冲撞等方式，且精心策划。从中央电视台报道的拜城县“9•18”案件暴恐分子由依靠冷兵器向寻求热兵器与警方对抗，打游击战的特点明显。
(二)“三股势力”人员向内地潜逃和非法出境态势居高不下
一是疆籍人员非法偷逃出境案件高发。2015年内地共侦破暴恐极端案件300余起，“伊吉拉特”人员在内地企图寻找非法出境新通道，中转地由以广东、浙江、河南为主，扩散至陕西、贵州、四川、重庆等地;出境方向由广西、云南等西南边境地区，吉林、辽宁等东北地区也成为海陆出境的潜在中转省份。二是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呈逐步增多趋势，内地成为重要目标。在持续加大对非法出境打击力度后，境外“三股势力”不断调整策略，一方面预谋秘密派遣入境，另一方面策划指挥在境内实施暴恐破坏活动。广东、甘肃、新疆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受境外“IS”成员指挥预谋在境内实施暴恐活动团伙。
(三)“东伊运”等恐怖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意图强烈
一是网络传播暴恐音视频数量有增无减。内容看主要是通过网站发布下载链接的方式传播扩散恐怖音视频，宣传煽动发布暴恐音视频中涉及直接煽动“圣战”、“伊吉拉特”行动，妄图以此宣扬组织实力，增强洗脑效果，达到鼓动境内外极端分子赴叙利亚投身“圣战”或就地开展暴恐活动为目的。二是直接派遣人员回流入境。目前全国已破获多起境外“东伊运”等组织派遣入境案件，抓获多名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受训人员，其入境目的主要是为境外组织筹集资金，输送人员及传递物品，搜集情报信息，教授技术实施暴恐活动等。三是加速与国际恐怖极端势力合流。目前，“东伊运”等“东突”势力与“IS”、“基地”组织等武装派别均有合作，时常共同与叙政府军作战。目前已有数百名“东伊运”组织成员和外逃人员在叙利亚加入“IS”。
(四)恐怖主义与其他组织呈现“合流”之势
一方面，呈现“藏独疆独合流”之势。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藏独”分裂集团长期利用藏传佛教宗教教义歪曲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政策，鼓动教唆年轻藏民殉教“自焚”，妄图在中国建立“大藏区”，意图成立藏人区域高度自治的藏民族国家。西藏与中亚、东南亚部分国家接壤，藏区也承担着与达赖集团的反分裂斗争的艰巨任务。长期以来，达赖分裂集团与“世维会”相互挠背，达赖曾多次在国际不同场合会见热比娅，不排除达赖集团特别是“藏独”组织煽动境内人员采取暴力化方式与国家对抗，可能袭扰军警目标和基层组织政权。稳定与发展是藏区两大中心工作;反分裂与维护藏区稳定是藏区两大中心任务。目前，达赖集团以认定“转世活佛”或派遣所谓“高僧大德”对寺庙进行控制和操纵，其手段由境内延伸到境外，与我争夺宗教领导权和寺庙控制权，寺庙内部一旦发生任何事件和问题，情况复杂多样，国内外影响重大。藏区同时需要高度关注达赖集团由“非暴力不合作”转变为暴力手段调整。另一方面，呈现“毒恐合流”之势。当前，国内外有组织毒品刑事犯罪日益猖獗。据有关媒体报道，已发现有恐怖分子组织多人通过贩卖、制造毒品筹集资金的行为，意图实施“伊吉拉特”、“圣战”等活动。通过初步分析，这些人员具有“毒恐合流”和资助暴恐活动的迹象，暴恐分子通过购买枪支，进行制爆试爆活动，并扬言袭击政府制造恐怖事件，预谋实施恐怖袭击，呈现出涉毒、涉枪爆、涉宗教极端为一体的新动向，东南亚部分国家与中国云南、广西接壤，也是“金三角”、“金新月”毒品犯罪的重灾区。
(五)中国国内恐怖主义活动趋势评估分析
一方面，新疆反恐怖斗争长期存在。新疆历来是西方国家染指、侵略、争夺的重点，美西方反华势力为达到遏制、牵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图谋，始终将新疆问题作为达到对中国西化、分化的重要突破口，他们加紧实施《新疆工程》、鼓吹“新疆主权、人权问题”，为插手“新疆问题”提供理论依据;支持并操纵“世维会”，着力打造热比娅，明里暗里支持“东突”分裂势力，企图打造“颜色革命”的别动队;对恐怖主义实行双重标准，暗中资助扶持“东伊运”在中亚紧邻国家打造恐怖基地。美西方国家是导致国际反恐斗争形势更加严峻的始作俑者。新疆反分裂斗争社情面临着四个方面表现：一是较大规模、有组织的分裂骚乱在首府乌鲁木齐市及伊犁、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南北疆城镇均有发生，参与的人员包括市民、郊区农民、工人、国家公务员、干部、教师、学生、无业游民等多种成分。二是敌对势力的分裂势力已渗透到局部地区群众中，由此使偏激的民族情绪和宗教情绪趋向政治化，在部分民族群众中出现了“离心”的迹象。[5]三是部分民族群众偏激的宗教情绪和民族情绪结合，在局部地区已形成了一股潜在而极易失控的社会力量。四是不同民族之间的认同感下降，心理隔阂加深。
另一方面，藏区形势不容乐观。自达赖集团叛逃以来，对藏区的渗透、破坏、分裂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利用寺庙进行分裂渗透和破坏活动，是达赖分裂集团惯用的伎俩，“藏独”势力制定的“控制一个活佛就等于控制了一个寺庙，控制了一个寺庙就等于控制了一片地区”的策略至今没有改变，与我争夺活佛转世认定主导权、寺庙阵地控制权、宗教事务管理权、藏区青少年教育权的企图仍在延续，宗教干预司法、干预行政的现象在少数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从近几年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自焚”、散发非法反动传单、悬挂和私藏“雪山*”等案事件可以看出，部分寺庙和僧尼已经成了“藏独”势力进行渗透、破坏、分裂活动的工具，少数寺庙已成为闹事的据点，少数僧人已充当了闹事的骨干。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社会矛盾凸显，推进社会治理，确保藏区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更为艰巨繁重。宗教、寺庙方面的问题处理不当，会引起相当一部分信教群众的不满，甚至会引发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性事件。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会往往利用宗教、寺庙领域发生的问题，*、激化矛盾，破坏民族团结，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
综合来看，中国反恐怖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中国国内恐怖活动犯罪形式更加严密、分工更加明确、活动更加诡秘;恐怖人员的招募和训练更加缜密;事前精心准备工具，密谋策划袭击目标、袭击方案和手段，寻找逃跑路线和交通工具的新动向突出。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让恐怖犯罪的资金支持更加多元化;“三股势力”和重点人员活动轨迹范围扩大，竭力发展成员、图谋非法出境呈现高发态势。随着国内恐怖事件多发，暴恐音视频境外加工、制作，境外向境内传播动向愈渐突出，“三股势力”人员受极端思想蛊惑出境不成就地“圣战”威胁明显上升，少数暴恐分子仍在蓄势待发、积累能量，反恐怖斗争形势依旧复杂严峻。201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正式施行，该法是根据我国反恐怖工作的实际需要，总结多年来反恐怖工作实践经验制定的一部全面、系统规范反恐怖工作体制机制责任和手段措施的综合性法律，是做好反恐怖工作的风向标和指明灯，是各级反恐怖工作领导机构组织开展反恐怖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据，同时也是中国反恐怖法制建设进程中的里程碑，也为我国依法开展反恐怖工作、消除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2015年国际恐怖主义反恐怖斗争年鉴[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3-4.
[2]张秀明.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7.
[3]佚名.新疆和平解放后反分裂斗争的历程回顾[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f965a60101eaih.html，2016年7月10日访问。
[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风险评估编委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风险评估[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2-4.
[5]李慎.当代“东突”恐怖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探析[J].犯罪研究.2010(4).